新歌难觅、曝光量减少，除了早期的名曲外，腾格尔推新歌和发新唱片的节奏放慢了，观众对腾格尔的记忆总是保留在《天堂》、《蒙古人》的辉煌年代。面对唱片业“制作人转行卖烤鸭”的惨淡现状、面对逐渐增长的年纪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快52岁的腾格尔却冷静而理性。腾格尔感慨道，现在连推新歌都难了，更别说发新唱片：“最近我有首歌叫《心的归宿》，非常好，应该说是很牛的一首歌。可是推出来太难了。”
至于原因，腾格尔归结于整个音乐圈的风气，他批评很多原生态歌手太过注重视觉表现力了，演唱反而变得不重要，而他觉得一个歌手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把歌唱好：“现在音乐圈比较浮躁。我一直认为唱歌是以歌声来打动人，用你的情感来打动人，而不是用一些华丽的东西来打动。而现在不一样，人们注重的是华丽的东西，至于歌唱得好不好是次要的，形式大于内容。音乐它应该是一种听觉的东西，但现在不是。现在感觉音乐是视觉的，你得看。很多人说大众喜欢，但是大众只是一方面，包括圈内人、制作人、电视台，他们都需要华丽的东西。”
“我不想藏着任何作品，我想把好听的歌都推出来，但是难，难就难在这。”说到激动处，腾格尔表示，他的音乐没有华丽的东西，因此与现在的音乐圈的流行“格格不入”：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的《心的归宿》出来就比较难了。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我的好多歌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种静的享受。因为现在人很忙、非常浮躁，天天忙，那么当你很累的时候，听我的歌，可以让你休息一会儿，把你的生活节奏慢下来。或者你们在城市里很忙的时候，我的歌就呼唤你到草原上、到宽广的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可是现在的音乐不是这样，而是玩命地给你上发条，你紧张，我让你更紧张。”
因为感觉音乐圈子比较浮躁，腾格尔甚至萌生了退意：“我跟公司、跟团里面也说，今年开始少给我安排点演出。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感觉我的音乐好像格格不入。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应该慢慢地淡出。”
人到中年，腾格尔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活得更加实在，好歌唱给朋友听，自己掏钱把歌在棚里录好，放在家里，有朋友来了就一起欣赏。相比演出、出唱片，他更喜欢小众圈子内赏玩音乐：“打新歌、出新唱片不是我该做的事，这是那些急于出名的乐坛新手该忙的事，我现在不需要再增加名声了。”
“人不服老不行。” 腾格尔表示，去年重新录歌的时候他发现10年前的高音他已经唱不上去了。他已经考虑慢慢收山，今后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家庭上。
腾格尔还说，他已经不复10年前那个自觉对民族音乐有责任心的自己，现在的心境是不想再为中国音乐“瞎担心”：“你们浮躁你们的，我做我的。原来大概10年前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，中国的民族音乐怎么发展，我认为我有责任。我曾经这样想过、这样考虑过。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了，感觉好像是瞎担心。”说完，腾格尔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有时候可能也考虑不了太多。”
不过，在采访中，腾格尔否认了自己是因为音乐市场不景气才投身拍电影，只不过看了太多烂片才萌生自己动手拍一部电影的想法，另外也是因为中了朋友的“激将法”：“演电影跟音乐市场没关系。以前跟朋友一起看电影的时候，总是经常感慨发出各种议论，好的不好的说一大堆。后来就被朋友说你牛!那你拍一个啊，我就一口回说，行啊，拍一个就拍一个。正巧遇到了《双城计中计》这个剧本，就是这么被激将拍了这部电影。”
腾格尔在讲述两个江湖老千前往戈壁大漠抢日本人黄金的《双城计中计》中出演一个江湖大骗子“不动石佛”，与大家对他的以往印象大相径庭，腾格尔说，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：“当初想好了，拍电影有两种角色不拍。一个是音乐人角色不拍，一个是蒙古人不拍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蒙古歌手，既然演戏，就要演一个跟自己截然不同的。”
面对任贤齐、翁虹等合作者，第一次演戏的腾格尔毫不介意称自己属于本色出演：“熊乃瑾说我像个20多岁的大男孩，很腼腆又很简单，她说看我演跟小齐打架的戏一直笑场，拍了六条笑了六次。我很奇怪，女孩子看男人打架怎么会笑呢?我是不会表演只好本色出演，他们都说我演得特别搞笑，特别萌，我觉得能让大家开心，很好啊!她叫我萌帝，我得谢谢她。”
超过20年的歌者生活，让腾格尔养成了固定的作息习惯，冷不丁开始拍戏，让他很不适应，剧组经常拍到天亮收工，有一段时间基本每天拍到早上五六点。另外，《双城计中计》在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取景，不出几天所有人都晒得黝黑。
在感受过风吹日晒的剧组生活以及连续拍夜戏的辛苦和紧张之后，腾格尔宣称，《双城计中计》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：“最大的困难就是化妆。我是一个唱了几十年歌、上电视从来不化妆的人。每天在剧组里拍完戏卸妆的时候，真的是从第一天开始数，一天天感觉度日如年。表演是一门艺术，《双城计中计》一次尝试就够了。我不是学这个的。其实《双城计中计》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正式的电影作品。以后不拍了。”